我所敬重的伍休武老师

       伍休武先生是云南昆明人。1953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工学院教书。
后因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安排到峰峰二中（现邯郸市第十四中学）教学。在校执教20多年，曾任副校长、校长，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省民盟副主委兼秘书长职务。
    我和先生认识、交往这40多年来，一直称他为“伍老师”。老师的学识、才华、品德、人格魅力，使我非常敬重。
    1962年，我正在峰峰二中上初中二年级。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学校每天上四五节正课，每周还有一天的“劳动课”。组织学生做些种菜、喂猪、养鱼、帮厨、整修操场等活儿。有一天轮到我们班上“劳动课”，学校给我们几位同学派了一个任务，去彭城火车站接一位分配来的老师全家。我们拉着排子车赶到彭城火车站时，看见一位先生和一位清瘦的女同志，带着一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站在那里，便上前询问，果然是我们要接的老师。大家一齐动手，把老师带来的几件包裹和几箱子书装到了车上。
    那时，从彭城火车站到峰峰二中，都是高低不平的土路。路上，伍老师和我们一块推着排子车。初次相识，大家在路上话语不多。但这位中等身材的老师，体态敦实，面容慈祥，戴一副眼镜，操一口云南口音的普通话，穿一身千千净净半旧灰蓝色中山装——还是深刻地留在了我的印象当中。

    以这种方式和伍老师相识是一种缘分。我没想到，后来他成了我的老师、班主任，成了我的至交朋友，成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长者之一。
    伍老师是我们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上课时，他总是夹着一本书，提前到教室门前等候。铃声一响，走上讲台。他讲授高中课程的语文，造诣很深。在精辟地讲授课本知识的同时，还通俗易懂的灌输了很多方面的知识。一口云南口音的普通话，引经据典地娓娓道来，认真解答学生们的提问，不急不火，恰到好处。他讲课时，同学们的精力都很集中，大家静静地听着、记着。看到同学们渴求知识的目光，他有时也会发出会意的微笑。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大家企慕敬佩。
    每年的农忙季节，学校组织学生到乡村去支农。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带上被子，住到农民家里吃派饭，干农活。伍老师每次都跟同学们一块下去。一个家居南方，一直在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无论干什么活，割麦子、翻地、担水、栽红薯，都是带领我们抢着干，学着干。他经常和我们说：“劳动能锻炼人，体力上受点苦，但思想上是和劳动人民更近了。”
    高中时，我爱好文科。他告诉我，除了书本上的基础知识外，要多阅读些课外书籍，多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我记得，一些文学名著，历史、文化方面的书，都是这期间读了的。老师教我多读书，为我后来养成爱读书、藏书的习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们那一届的高三年级，只有两个班（高25、26班）o在这之前，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不是很多。学校把打翻身仗的宝，押在了我们身上。学生们也憋足了劲，勤奋刻苦地备考，准备着最后的冲刺。
    但是，这种梦想很快地破灭了。“文革”开始，高校停止招生。我们这些已经完成高中毕业考试，正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便被挡在了进入高校学习的大门外。看着自己培养的学生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伍老师更多的是感到了遗憾和无奈。后来，每当提起这件事，他总是非常惋惜地说：“耽误了一代人啊。”

    在“文革”那样的政治气候下，学校停课了，书不能教了。他老实地接受着“改造”，接受着“再教育”，接受着“灵魂深处的革命”o我们偶尔相遇，也只是简短地相互问候。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的迷茫与不解。他个子不是很高，但他的脊梁骨是硬的。那段日子里，他没有哗众取宠，也没有取媚庸俗。无论受到怎样的批斗、诬陷，他更多地选择了沉默。他始终相信党，追求自己的信念。
    1968年，我们分配工作。离开学校后，和伍老师见面的机会相对少了。但是，感情却更近了。老师关心离开学校的学生们。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到学校去看望他。大家谈工作、思想、家庭、个人的事，听一下伍老师的指教。他学识广博，风趣幽默，和我们晤谈，彬雅和蔼，非常随意、亲切。每次大家都感到十分惬意，获益匪浅。
    伍老师爱好广泛，业余时间爱写些古诗词，练练书法，搞些篆刻。他给人写条幅不多，亲自操刀刻印送人的就更少了。 1976年，我从彭城老家搬到了滏阳河畔的向阳楼家属院。他知道后，专门从云南捎回一个用细竹丝编织的精美挂幅。在上面用隶书写着“更上一层楼”、“送光华贤棣”等字样。我心里十分感激，深深地领会着他对我的期望、勉励、鞭策，这也成了我后来工作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但看到他写的“光华贤棣”几个字，就有点受宠若惊了。不安地对老师说：“伍老师，你是我的老师，是我的长辈。怎么可以称我为‘弟’呢？”伍老师笑着说：“我们是好朋友，是‘忘年交’嘛，这里没有年龄距离。”话虽这么说，我仍然把他当成长辈，非常敬重他。他知道我爱看书、藏书，就用上好的石料给我刻过两方印。一方隶体“光华”印章，一方篆体“光华藏书”印章。治印苍劲浑厚，别有逸致。我一直在使用，并珍藏着。
    我在区团委工作，经常去求教于他。我们谈工作、谈思想、谈家庭的事，也谈个人的生活。现在想起来，我后来的成长的道路，工作中取得的一点点进步，是离不开他的教诲和鼓励。我记得，在国家恢复高考后，青年中曾出现了一股学文化课的高潮。被文革荒废的心田，像禾苗一样急需用知识浇灌。区团委及时组织举办了函授大学学习班。从党政机关到基层单位，从中小学校到社会青年，中青年人报名者达到了几百人之多。找不到教室，就求助于学校的大教室。伍老师上下跑动地做工作，并被首聘于教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课程。他欣然接受，热情很高。那时，没有任何报酬，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他却乐呵呵地说：“看到你们年轻人都愿意学习，都愿意听我讲课，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报酬。”他每次讲课时总有几百人在听，大教室门外挤得满满的。那口含着浓浓乡音的普通话，展示着他渊博的知识和才华。在他的带动下，区里几个中学的有名教师，都参加了辅导教学工作。这件事，给当时参加过“刊大”学习的几百名学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三
    上世纪80年代初，伍老师众望所归地担任了十四中副校长、校长。后来，又成为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的兼职副主任。他的社会活动更多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那时，伍老师经常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十四中的优良传统传承下来。如何在新形势下，使它发扬光大，培养出更多、更好、更有用的人才。他结合学校当时的情况，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治校、育人的实施方案。一是在教师中狠抓师德规范，搞品德教育，提出了教师应学习、培养、提高的《十条修养》。从多个方面约束、规范教师行为，提高自身修养。二是对学校的校风，进行了概括、提炼，提出了在学生中要进行“朴实、好学、守纪律”的校风教育。伍老师认为，一个学校的好校风，是建校以来，广大教职工、学生共同培养和孕育形成的。保持好的校风，是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不断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基础和保证。作为一校之长，他抓住了根本。一个学校教师的品德素质提高了，教学水平上去了，校风、校纪搞好了，这个学校还能搞不上去吗？他任校长期间，治校严谨，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校风校纪为之一新，在社会上受到广泛的赞誉。
    伍老师上大学时，就加入了民盟组织，资格较老。由于民主党派工作的需要，为了加强健全全市民盟的工作，他被调往市民盟任副主委兼秘书长，并主持工作。民主党派恢复工作后，工作人员少，活动经费少，百废待兴。他与市民盟的工作人员，克服了不少困难，到各县、区调研，整顿健全组织，提出课题，向各级领导献言献策，获得了省、市领导的好评。市民盟的工作也多次受到民盟中央的肯定和表扬。有几次，我到市里开会，顺便去看望他，经常见他在那窄小的办公室内忙碌着，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又安排别入去干什么，一会儿工作人员在汇报着什么，一会儿又来了客人，忙着接待。我给他打笑说：“伍老师，想着你找了个清闲差事，怎么这么忙呀？”他也不好意思地说道：“你来了，本想坐会儿说些话，你看就是这么忙，真没办法。”看到他精力充沛地忙活着，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快乐和甜蜜。
    伍老师从河北省民盟驻会副主委兼秘书长的岗位上退休后，家也从石家庄政协系统家属楼移居保定，和在保定市师专任教授的女儿伍晓晴居住在一个小区内，以便互相照顾。这几年，他上了年纪，旧时的腿痛病有时发作，行动不够方便。所以，往来邯郸、峰峰的机会就少了些。前几年，他回来几次，我们也相约到保定看过他几回。他精神矍铄，思想敏锐，谈锋仍健，非常地亲切、热情。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但联系却始终没断，经常去电话问候。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给伍老师通了电话。问他和刘老师身体安康。问他最近干什么。他爽快地笑着说：“一天到晚忙得很，很少有时间出去。上午要看书3个小时，下午要看3个小时电视，晚上要上网2个小时。”他还说：“生命就这么多，我要过够、过好。"听着一个80岁老人的话，我本来很想说的一些话，一句也说不上来了……
    我心里默默地祈祷：伍老师，祝你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作者曾任区委副书记，现任中国磁州窑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