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传承的教育世家

    我叫薛付平，现在峰峰矿区峰峰教育管理区九龙学校担任教师。我家有六代人延续从事教育事业。 2005年，河北省教育厅授予我的家庭为“河北省优秀教育世家”。
    我的先祖是清朝“八旗”制下正黄旗部属的“旗人”，原居北京。约在同治、光绪时期，六世祖薛兆鳌携家人迁至磁县城内定居。
    六世祖薛兆鳌，字上峰，前清贡生。他工诗善书爱画，学业精深，清政府曾赐“贡元”金字匾牌。“贡元”，是贡生这一级别中第一名的称谓。兆鳌公长期在磁县开学馆授徒，桃李众多，深受地方官府和民众的赞扬。
    五世祖薛玉森，字文山，清朝贡生。同其父一样，也是一生开学馆从教。他既善书法，又善金石篆刻，且对教育强国有一定见解，曾上书清政府要注重教育。玉森公也曾因学业出众，被清政府赐予“贡元”匾牌。
    曾祖父薛荣熙，前清廪生秀才。他一生从教，对教育治学极有方略，积极倡导中西文化交流共存，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他一生为地方政府创办了数所学堂。他收学生不分贫贱，为当时的清政府培育了许多人才，有不少学生在清政府和军界任职。由于其一生以教育为重，兴办教育，受到民众和清政府的高度赞赏。为表彰其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清政府曾赐匾，匾上有“精业修明”四个大字，并终身享受清政府教育薪金。这在清政府时期，是极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政府荣誉。
    祖父薛明轩，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士学位，先后在北京、上海、西安任教。在西安任教时，曾任陕西省“视学”一职。据家父讲，“省视学”相当于现在省教育厅纪检主任一职。民国战乱时期，祖父在家乡河北磁县中学任校长（有磁县县志和磁县二中校志为证）。抗日战争时期(1938 - 1939)，祖父为发展和保护中华文化，反抗日本文化侵略，在磁县城内创办了全县第一所现代小学学堂。然而公开办学校，日本人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了办成新学堂，祖父假借修孔庙，把县城中的孔庙改造成了一所传授现代文化的新学校。学校的旧址就在现在的磁县二中。我祖父一生最重视培养人才，他深知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必然落后挨打。因此他收学生，尽可能地多收、广收，不分学生家境贫贱；学习好但家境困难的学生的学费全免，这在当时传为佳话。祖父曾写下让日本人极为不满的校训。他鼓励学生学好汉文化，永远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祖父一生从严治校，并以陶行知先生“拔茅草，搬石块，自己的学校自己开，读书不做读书呆，分析过去，抓住现在，创造将来”为办学教育方针。祖父是一个实干的教育工作者，五六十岁时，还经常挽起袖子，穿上旧衣服，领着师生和泥、搬砖、修厕所、建菜园。值得一提的是祖父因知识渊博，文化界同仁甚广，民国政府在进行第一次汉语拼音创建时，曾致电祖父到京，与钱玄同等人共同编订了中国史上第一代汉语拼音。
    祖父一生专注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是一位大儒，而且是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特务机关最高行政长官土肥原贤二从东北去上海，路经磁县下车，要召见磁县地界的名人绅士。土肥原贤二亲自点名要祖父出席会议，他想在磁县搞一个伪维持会维持地方治安，同时也想在河北搞一个以华治华的试点。面对世界上最恐怖的大魔头，祖父称病拒不参加。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冒着杀头危险。他老人家看似一介儒生却铁骨铮铮，显示了中国人的傲骨。
    上海失陷之后，祖父来到重庆，和许多知识界同仁一起探讨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崛起之路在何方。同仁们一致认为，只有兴办工业才能救中国。经过讨论，决定在大后方做点力所能及之事。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他们来到一所废弃的旧学校创办了一所铁路学校。因为祖父对火车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从小就在想一列火车的运力相当于几千人的合力。这种进步是何等的伟大。祖父和他的几个同仁创办的铁路学校成了最早为中华民族培养火车司机
和机务管理人才的摇篮，为中国早期的经济大动脉运行做出了贡献。
    父亲薛金九，1925年出生，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现离休。工
作之初，就任峰峰矿务局机修厂统计一职。因知识渊博，当时，有文化的人才又极少，家父被峰局党校调去任教，从此踏上了从教之路。因各项成绩突出，先后担任教务、校领导秘书。 1964年，因一矿中学急需俄语教员，家父被调入。直至1985年离休，在一矿中学任教20余年。
    家父年轻时工作勤奋，为当时各界、各级领导首肯。他基本上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校。他对工作极为热心，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积极引导学生学好文化，从严要求学生的行为。家父不仅会英语、俄语，还精通日语，在学校是一个多面手。家父对多种学科的精通，连许多本科毕业生都称道。他可谓是一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难得的优秀教师。虽然一辈子都是普通的教员，但由于他工作勤奋，业绩突出，月薪74元（相当现在的高级教师），在学校是最高的，比校长还高。他是上世纪50年代矿区少有的五级教员，（当时全矿区只有数位），那时。他只有30多岁。家父年轻时得过许多奖状和奖励，大多毁于“文革”之中。因我家的成份高，是批判、改造的对象，家里许多东西都被红卫兵抄走了。我家做饭不用煤，烧书做饭，因为当时有文化就可能有罪，有书就可能是罪证。我记得，我家烧书做饭烧了一个多月。除了《毛选》、《毛主席语录》和我们兄妹上学的书，其他的书都烧了。万幸的是家父留下一枚50年代峰峰矿区文教局授予的模范教师奖章。家父一生只知工作，以读书为乐。他不善与人交往，现已80高龄，仍以读书为乐，常与家人谈的就是天文地理、唐诗宋词、国际时事。
    家父一生没有进过高中以上的学校，渊博的知识完全来自自学。据家父讲，他每天从早晨6点就开始读书，一直读到天黑。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份学习计划，这份计划伴随了他近10年。他自学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中文专业所有学科，还自学了英语、俄语和日语。学习英文，书店没有卖英语字典的，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自编自印了英文小字典，有200多页，他把这自编自印的小字典发给想学英文的学生，为学生学习提供了极好的工具。“文革”中家父成了被批判的重点对象，造反派说家父是一个只专不红的反动教员。    家父一生爱读书，特心细，记忆力强，精通古汉语。他上小学时的一篇作文，只有三十六个字，却受到了全体老师和校长的赞赏。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他都能如数家珍，他能背几百首诗，能报出全国所有的县名，报出各国家首都的名称。不论是中国史还是外国史他都能娓娓道来，讲清来龙去脉。他一生深爱教育，他认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是最贫穷的家庭。他虽然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他仍然要求两个儿子从教。当时教师工作是极不被看好的，家长宁愿把孩子送去当一个卖菜的店员，也不愿意让孩子去当一个教员。但我父亲不这样认为。他相信一个国家最终的强盛要靠科技，而发展科技是离不开教育的。我和二哥参加工作时，家父就为我们铺就了从教之路。当别人家的孩子在游山玩水、饮酒作乐时，我却在灯下读书、学习、背单词。我记得当时极不想当教员，因为我的许多朋友都在矿山工作，他们挣很多钱，每天生活得很开心。而我只上过高中，去当教员生怕技不如人，没有面子。但家父一再教育我鼓励我，最终使我在1979年来到了教育战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而且一干就是30年。
    我是薛家教育世家的第六代传人，今年也已年逾半百了。虽然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但是我还要在这个岗位上尽心尽职干好工作，像先辈们那样，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奉献出全部力量。